王满银在省城的街道上毫无目的地遛达。他也坐不起公共车，在寒风中缩着脖子，从这条街逛到那条街，一直逛到两只脚又疼又麻才返回到火车站的候车室——他临时歇脚的地方。

因为临近春节，候车室一天到晚挤得水泄不通。他要等好长时间，才能抢到一个空座位，而且一坐下屁股就不敢离椅子，否则很快就被别人抢占了。

他就这样在省城一直滞留到春节。他一天只敢到自由市场买几个馒头充饥。有时候，他也白着脸和一位卖菜的农民死缠赖磨，用一分钱买两根大葱，就着馒头吃，算是改善一下伙食。

大年三十夜晚，火车站的候车室一下子清静下来。除过少数象他这样的人外，只有不多一些实在走不了的旅客。

这一晚倒好！市委书记在一群人的簇拥下，亲自推着煮好的饺子，来到候车室慰问旅客，王满银高兴地从市委书记手里接过一盘热腾腾的大肉水饺——在市委书记给他递饺子时，还有一群记者围着照相，闪光灯晃得他连眼睛也睁不开（他并不知道，他和市委书记的这张照片登在了第二天晚报的头版上）。

这会儿，王满银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喜得咧开嘴巴，端了一大盘饺子回到一个角落里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

过了一会，他才发现他旁边有位妇女，也端一盘饺子在飞快地吃。这女人吃饺子时，还把自己的一个大提包别在胳膊上。王满银心想，她大概把他看成个小偷了。哼，我才不是那号人呢！

这妇女竟然搭讪着和他拉起话来。口音一听就是外路人！王满银老半天才弄明白，这位妇女是个生意人，是从广东来的。

同行遇同行，倒使两个人很快成了知音。这妇女告诉他，她提包里装的是电子手表——说着便拿出来一只让王满银看。

“一只卖多少钱？”满银惊讶这妇女带这么多手表，看来是个大富翁——他想文化革命样板戏《红色娘子军》里有个洪常青，说是南洋来的大富翁……嗯，这女人大概也是从南洋来的！

“南洋女人”告诉他，一只手表卖二十元。

“才二十元？”王满银顿时惊讶得张开嘴巴，连饺子也忘记吃了。他对“南洋女人”说：“要是在我们那里，一只起码能卖一百多块钱！”

现在“南洋女人”又惊讶得张开了嘴巴，她说：“只要一只能卖五十块，给我抽二十块红利！”

王满银本来没有光气的眼睛一亮，把盘子推到旁边，说：“可惜我身上没钱，要么我一下都买啦！唉，我的钱……让小偷偷了，现在连路费也没有。你要愿意，干跪跟我到黄原去，肯定能卖大价钱！”

“一只能卖五十元吗？”那女人两只眼睛也闪闪发光了。“六十元都能卖出去哩！”

“能卖五十元就行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表是香港走私来的，是玩具表，里面都是塑料芯……”那女人冲王银满诡诈地笑了笑。

王银满又瞪住了眼。他问：“那能走多长时间？”“最长大概半年吧……”“不怕！半年以后谁能找见卖表的人？你愿意，明天就跟我走！不过，你得先给我买一张到黄原的汽车票！”这女人立刻表示同意。

这真是狗屎到头上了——交了好运！王银满来了神，兴致勃勃地说：“虽然你是个女的，咱们也就算是拜识了，我就称呼你是干姐！”

“干姐？”“南洋女人”一时明白不了。

王银满解释了半天，那女人就乐意认了这个“非常关系”。

于是，大年初一，王银满带着他新结识的伙伴，坐汽车回到了黄原。然后这“干姐弟”俩就在东关的自由市场上，以每只六十五元的价格，开始出售这批香港产的塑料芯玩具手表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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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罢正月十五的灯节以后，农村的节日气氛就渐渐淡了下来。人们又周而复始地开始了一年的劳作。有些勤快的庄稼人，已经往山里送粪了；等惊蛰一过，农事就将繁忙起来。

兰花和两个孩子作梦也想不判，正月十八，王银满突然回家来了。不是他一个人回来，还带着一个操外路口音的女人。满银给妻子解释，这是和他一块作买卖的生意人，是从“南洋”来的。那女人也就嬉笑着对兰花说了许多话，可兰花一句也没有听懂。

厚道的兰花并没有因为丈夫带回个女人就乱猜想什么，她反而高兴地接待了这位远地来的客人。在这个农村妇人的眼里“南洋女人”是个大人物，能进她的寒窑穷舍，实在是一件荣幸的事。她热情地把那些留下的年茶拿出来，款待丈夫和这位女宾。

兰花和两个孩子兴奋得象重新过年一样。“南洋女人”从提包里抓出大把的奶糖，撒土坷垃一般撒在炕席片上，让猫蛋和狗蛋吃。王满银让这两个娃娃学城里人的样，叫这女人“阿姨”。只是“阿姨”说的话，娃娃们一句也解不开。

王银满带回一个“外路”女人的消息，一天内就传遍了罐子村。村中的大人娃娃就象看“西洋镜”一般轮番涌进兰花家那孔破窑洞，稀罕地来看这个说话象绵羊叫